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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哲学研究，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进行的。
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。
孔教运动
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。
这里只说，到明朝后期，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，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、天文学深有印象。
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“远东”
，那么，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“远西”
，即“泰西”
。
在此以前，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“西天”
，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“泰西”
了。
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，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。
我在第十六章说过，在传统上，中国人与外人即“夷狄”
的区别，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，不在种族上。
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，历来是重在文化上，不重在政治上。
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，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，他们很难理解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，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。
因此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，总是倾向于蔑视它、拒绝它。
他们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同的东西，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、错误的东西。
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，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，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。
同样的，西方文化的传入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，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。
刚才提到，在16世纪、17世纪，传教士给予中国人的印象，在其宗教方面，远不如在其数学、天文学方面。
但是后来，特别是在19世纪，随着欧洲军事、工业、商业优势的增长，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，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。
19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，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，就正在19世纪末，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。
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的——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——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。
在第十七、十八章讲过，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：古文学派、今文学派。
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，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。
我们已经知道，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，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；后来走得更远，竟然认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，是人类中间真正的神。
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，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，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。
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，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。
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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