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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眉生思前想后，也就只有这样的理由，勉强能解释得通了—那周报刚创刊的时候，只怕填满版面都是难事，合格的编辑也很难找，发表文章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宝贵的机会，反而是一种回报不多的负累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能力的编辑多负责版面，这根本无可非议，能找到人来干活才是第一位的—如果对于编辑这个岗位的认识，始终停步于此的话，那自然也不会觉得吴江的编辑多发文章，有什么好指责，有什么好需要遮掩的了。
也不好说沈主编是否就是做如此想的，这才留下了这个堪称致命的破绽。
同时也要看到，周报前期，主管的人还是六姐，沈主编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，这才慢慢算是攥住了主编的权
力，在她上位的过程中，必然也要仰仗同气连枝的编辑来帮忙。
如此尾大不掉，在坐稳了主编之位后，不能及时切割，反而放任党羽开枝散叶，在《买活周报》内牢牢扎根，这也算是文人的通病了—心慈手软，讲究义气，宁可和这些肝胆至交同进退，也不会过河拆桥。
这实际上不能说是性格上的缺陷，就算现在，顾眉生、董惜白诸女之间，不也一样是交情甚笃，远胜金兰，倘若有一天彼此要互相割舍，她们真能狠得下心吗？
这样一想，便更能认识到世事兴衰之中蕴含的某种客观规律，是人力难以扭转的。
虽然整理出了针对沈主编等人的利刃，但几人却谈不上快意，反而有些唏嘘，董惜白不禁念道，“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！
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！”
这是《桃花扇》的结尾，也是近年来流传极广的一套古戏唱词，南腔北调都有配乐的，还有人别出心裁地配了西洋乐器来唱，虽然民间还是喜欢小调，但在有品位的居民中甚是流行。
顾眉生几女自然知道出处，窦湄道，
“未见他起朱楼，如今却是要把他的楼推了，实在是不忍得—一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！
架势都摆出来了，台阶也铺好了，走不走，已经不由自主，可叹是这个把柄也太大，步子也太快了一点，只怕我们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，出头挑了事，却得不到什么好处！”
她这道理是显然的—要说卢马姬抛出这个钩子之前，没有自己先做过调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甚至这个钩子可能就是张利青主编刻意留下来在此时发动的。
既然话都抛出来了，窦湄等人哪有不接的道理？
而这一接可好，问题太严重，很可能会促使沈主编以极快的速度下台，而此时以窦湄派这些才女的资历，根本不可能在沈主编下台后的人事动荡中，获得什么好处，她们不过是运营了几个月的报纸，而且还是隔了蔡东家、黎蔷这一层，要说接过《周报》的担子，就算六姐敢用她们，她们敢上吗？
这三五年之内，沈主编下台的话，接任的人选不做他想，肯定是张利青副主编，窦湄等人是被她当枪使了，这一点从她们统计出数据结果后，各自都已经明白，但箭在弦上，反驳的文章也还是要发的。
只能希望张利青手下没有足够的自己人，一个卢马姬却不堪用，届时也要借重她们的力量，如此，她们也就算是打开了在《周报》上的发声渠道，有了引导民间舆论的资格。
至于说接张利青的班，这个更是后话了。
在文艺界做得久了，见惯的是文人雅士之间的争风吃醋，稍微一卷入政治博弈，便不由得为其中的惊涛骇浪而咋舌，胆子小的，打起退堂鼓，渴望回到从前那悠游宽裕的生活中去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不过，王而农对此却是不以为然，直言道，“想要把自己的思想态度，烙印在历史背景之中，就要耐得烦、吃得苦、忍得痛，这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天下间哪有送到嘴边的饭？在买地，一切收获都是劳动换取的，想要非凡的收获，便要有艰苦的劳动付出。
而我等所求的，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和收获？倘若没有极高的觉悟、极大的付出，又何能厚颜祈望如此的成就？”
“休看沈主编的下场，或许令此时的诸位感到凄凉，但她的工作，她的思想，已经留在了这厚厚的报纸合订本中，将会被大图书馆永远收藏，成为后人考据这个时代最权威的证据。
她所得到的，是‘表达的机会’，这已经远远胜过同时代其余天骄了。
如张宗子、钱受之、张天如等文坛领袖，固然其成就各有侧重，但以文人身份来说，在历史上的厚重度，不如她。”
要特意点出文人身份，自然是因为张天如在立法界也有影响力的关系。
至于张宗子和钱受之，这两代文坛宗师，当然也都凭借自己的本领，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，也有过一些成功的作品，但在王而农看来，张宗子的地位要远高于钱受之，便是因为张宗子赶上了买地崛起的周期，他有这个时运。
一买地崛起时，他年龄尚小，融入得也好，有过一系列非常成功的采风报道，而这是钱受之所不如的，钱受之的学问固然是好，琴棋书画戏样样都来得，来买后，也有过很成功的戏剧作品，但他的作品里，“没有新的东西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观点，这便是旧朝老人，固有的问题了。
他们原有的东西，和买地是格格不入的，一旦要表达自我，就容易不讨大家的喜欢，为了回避冲突，就只好什么都没有，或者勉力鼓吹一下买地这里极表层的东西。”
此人因为平时沉迷于学问的关系，对于生人相当腼腆，在琴棋书画这些雅好话题上，更是只能枯坐，报以微笑。
可一旦谈到他所感兴趣的领域，便是侃侃而谈，而且语气极为自信肯定，“这样说并非是在臧否前辈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，也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贡献。
二十年前，正当我买地新风乍然兴起之时，相对于当时普遍的抵抗和反感态度，持中而立、回避冲突、寻找共同点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，超出时代的进步立场了。
这般的持重，在当时也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，如此徐徐图之、润物无声、水滴无声，数十年下来，才有如今我们的许多共识—一以我们如今默认不分男女都要出外工作，不分性别都对家庭持有同等权利义务的认知，去批判二十年前，前辈所鼓吹观点的乏味胆小，这是何不食肉糜。
只是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人也有一代人需要呼吁的进步，二十年前的进步，已经是如今的保守了，本来么，机体的新陈代谢，也是正常。
沈主编一干人，在二十年前是进步的，这不妨碍他们在如今已经过于保守。
这是极感伤而又极无可奈何的一点—人往往很难随时代而往前发展，他们会一直停留在出现于时代中的那个位置，刚出现时，他们站在时代前头，现在却已经落后了半步。
于是他们的位置，就要由另一批比时代风气要更站前了半步的年轻人来取代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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