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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他还注意到一些其他的古代遗址。
徐松刊布了一些着作，其中包括《汉书西域传补注》和《西域水道记》。
徐松还撰有新疆诗集一部（《新疆赋》），这是中国贬谪文人的另一种文化传统。
纪昀（1724-1805，1768年贬逐）在乌鲁木齐的诗歌和日记，以及洪亮吉（1746-1809，1799贬逐）的诗歌，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。
许乃谷（1831-1834年任敦煌知县）继承了这个传统，着有《千佛洞赋》。
蒋孝琬（蒋师爷，？-1922），湖南人，1883年去新疆，在县、州行任师爷。
1906-1908年，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（参见英国收集品）过程中，蒋孝琬一直担任翻译、助手。
蒋孝琬多年的师爷经验正是斯坦因所需要的，因此当他于1906年5月见到斯坦因时，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探险活动。
蒋孝琬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，同时教斯坦因中文。
他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，疏通关系，帮助斯坦因说服敦煌的道士王圆箓允许斯坦因和他接触藏经洞藏品。
20世纪初-40年代，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，是敦煌石窟历史考古研究的发端，主要是对石窟的考察、调查、记录和资料的公布。
敦煌在20世纪引起关注，与藏经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。
王圆箓是一个云游道士，于1890年左右来到敦煌莫高窟，并在此定居。
他俨然成为石窟的民间守护者，并四处筹款以修缮庙宇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在清扫第16窟的积沙时，他的一个工人突然发现一个暗门，门内是一间小秘室，隐藏着堆得满满的4至11世纪的写卷和绘画。
该窟即是第17窟，并以藏经洞闻名（最初它是9世纪左右为洪辩和尚建造的影堂）。
王圆箓（1849-1931），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，英国的a斯坦因（arcaurelste，1862-1943）、法国人伯希和、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相继掠走洞中大量经书等文物。
俄国人sf奥尔登堡（cepгenфeдopoвnчoльдeh6ypг，1863-1934）、美国人l华尔纳还盗走莫高窟的一些壁画。
这些盗劫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。
同时，他们中也有人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了编号、测绘、照相、文字记录，并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资料。
1907年和1914年，斯坦因先后两次到莫高窟考察。
1907年第一次考察时，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和绢画外，他还对洞窟的建筑、雕塑、壁画进行了考察，编了20个洞窟窟号，做了一些测绘、摄影和文字记录。
他于1921年出版了《西域考古图记》《千佛洞》。
1908年，伯希和到莫高窟调查，又骗购了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精华，同时对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、记录，拍摄了照片，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的洞窟做了编号，对石窟的年代和壁画内容做了考订，对残存题记进行了记录。
1909年伯希和再次访问北京时，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他从藏书洞获得的一些文献，引起了学界的轰动。
第一批敦煌学者，包括董康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王仁俊、蒋黼、叶公绰、刘复等，都来到了八宝胡同伯希和的寓所。
在伯希和的帮助下，学者们打探藏经洞的消息，抄录敦煌写卷，拍照并复制他们看到的敦煌写卷。
此后，一些学者以个人之力印行了部分内容，如罗振玉将伯希和获得的部分写卷编辑成一卷，于1909年出版《敦煌石室遗书》。
罗振玉（1866-1940）与此同时，着名学者罗振玉听说，藏书洞里还剩下八千多份写卷。
他意识到，如果不尽快将手稿带到北京，它们可能会全部遗失。
在罗振玉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学部最终发布了搜集剩余写卷的政府指令。
手稿到达学部后，一些写卷被李盛铎盗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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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不久，1911年革命导致清朝被推翻，让政府无暇顾及敦煌手稿。
几经周折，这批写卷入藏京师图书馆。
敦煌写卷8697份，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的主要部分。
随后，通过政府资助、公众捐赠和图书馆采购，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收藏的写卷总量已增至约16，000份，它是中国最大的敦煌资料馆。
1914-1915年，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础上，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、系统、详尽的综合性考察。
除了对伯希和的测绘做了补充、修改，新编、增编了一些洞窟编号外，还逐窟进行了拍摄、测绘并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，对重点洞窟做了临摹。
在测绘南区洞窟单个洞窟平面图、立面图的基础上，拼合出了总立面图和总平面图，形象地记录了莫高窟当年的真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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